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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趕在零之前
海南的王志鳳、符美菊、李美金三位慰安婦老人在一起。
林愛蘭
韋紹蘭
毛銀梅
毛銀梅老人和攝制組在一起
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：幾年前，他拍瞭一個“慰安婦”的故事，以《三十二》命名——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。
兩年後，這個數字減少到22。他把鏡頭對準瞭這22位慰安婦，片子取名《二十二》。
如今，這個數字減至9。他很清楚，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。
22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，被外人期待為“歷史的櫥窗”。可真正看到這部“沒有沖突”的片子，觀眾才恍悟，相比那段歷史的“暗”、“苦”，她們窮盡餘生在尋找“明”、“甜”。相比宏大的“歷史”，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：活著。
鏡頭裡的這22張“溝壑縱橫”的臉龐，像極瞭我們身邊的老人。
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瞭，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，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瞭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。海南農村，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，這位慰安婦幸存者日復一日抬起“面條粗細”的胳膊，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。她收養的子女都大瞭，走遠瞭。
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瞭最深處。她會留意院子裡的野貓是否吃瞭飯，自言自語問小貓“你咋一個人來瞭呢？怎麼沒帶上你的孩子啊？”她不願提起那段“珍貴”的歷史，“17歲以後我再沒說過這些瞭”。
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瞭遺忘。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，在那裡度過瞭4年。70餘年過去，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，不太能看懂韓文瞭。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瞭，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：“我記得一點，不記得一點。”
片子裡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“乏味”的鏡頭，看不出歷史的“大風大浪”。
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，這個擅長拍攝“劇情跌宕起伏”的導演，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“故事沖突”瞭，“她如果是我奶奶，我能問你是怎麼被強奸的嗎？”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說，“其他東西都不重要瞭，首先得尊重她。”
機器就那麼靜靜地轉著，沉默、平靜、瑣碎的日常被裝進瞭片子。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、桂林的秋葉、太行山的飛雪，時光不斷流逝。
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？為什麼要假裝熱鬧？
一把把菜刀、水果刀、鐮刀，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裡，長的、短的，鋒利的、鈍的，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瞭自己和外界。
曾有媒體報道：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奸，一生無法生育，之後加入“紅色娘子軍”上陣殺敵。幾十年後的今天，林愛蘭被仇恨籠罩，她做夢都在“砍日本鬼子”，傢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。
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，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裡，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，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。鏡頭一點點拉近，再拉近，這個逼仄的小房間裡，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，老鼠屎散落在枕頭、盆子、櫃子的各個角落。
郭柯問老人，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？
“因為小偷很多，他們如果來偷東西，我就拿刀砍他們。”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。
沒有控訴、生活平靜、難見眼淚，當瞭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，自己似乎觸碰到瞭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。
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裡外的山西太行山，平靜無聊仍佔滿瞭畫面。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“話匣子”，她挨個問攝制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，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。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，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，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，“這貓腰粗瞭，怕是快生瞭。”
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“特征”，可相處越久，老人越親切，每天看到自己就問“吃瞭嗎”。鏡頭裡，歷史仿佛隻停留在她們佈滿皺紋的臉上。
鏡頭不斷拉遠，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，幾個小時一晃而過。郭柯坐不住瞭，他搞不懂，“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？”
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，慰安婦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。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，老人的面孔都太像瞭，“都那麼平靜、蒼老”，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幸存者。
鏡頭還抵達瞭湖北孝感的農村，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瞭70餘年，她不像“被國仇傢恨籠罩”的老人，時間似乎稀釋瞭一切。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，隻依稀記得幾句韓語，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，靠著牆壁，靜靜地發呆。一旁，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。
她悄悄跑到地裡幹活，可是，她太老瞭，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、背不起麥子瞭，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。老人的皮膚很鬆很幹，“沒有血瞭，活久瞭活久瞭，是個廢人瞭。”
片子拍到尾聲，幾乎全是“無聊”的日常，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，“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？”郭柯很沒底。
“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？為什麼要假裝熱鬧？”拍瞭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瞭自己，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“矛盾”和“沖突”。
這個年輕的導演說，自己認清瞭一件事，“電影可以設計、可以構思，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。”
鏡頭慢下來後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
鏡頭裡，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，她卻聽成瞭被子，嘟囔著“拿不動啊”，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瞭被子。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，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，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，滿室清香。
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，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，她呆呆地看瞭半天。她把賀卡拿反瞭。
那段“歷史”的痕跡隻在不經意間流露。來瞭客人，“歡迎光臨”“請進”“請坐”……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。
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《阿裡郎》和《桔梗謠》，但她對著鏡頭說，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瞭。她隻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，戰爭年代，一切都是亂哄哄的，母親在火車上，她在月臺上跑啊跑，可怎麼也追不上。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，她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。
“都過去瞭，不說瞭，不說瞭。”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瞭。
郭柯發現，當鏡頭慢下來後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。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，隻有村子的地址，可幾乎每次到瞭村子後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，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。
採訪時“刀槍不入”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，可話題一轉到親人，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。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，哽咽著告訴攝制組，當年，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，被綁起來，然後扔進瞭河裡。很快，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，被送進瞭慰安所。
越來越慢的鏡頭裡，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。
郭柯說，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，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，畢竟“終於得到瞭想要的故事”。可實際上，那一刻的他很難受，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瞭，聽她們講那些傷痛，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瞭一樣。
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瞭，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，每天天不亮起床，給攝制組炸饅頭片。
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，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。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，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，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，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，讓壯漢微微蹲下。毛銀梅踮起腳，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，然後站在一邊，“嘿嘿”笑。
要活下去，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苦水往回倒，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
從酷暑到初秋，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、火車和汽車，和22個老人都見瞭面。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，他發現，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，比如平靜、善良和樂觀，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。
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。但事實上，當機器出現時，有老人挺直瞭腰，“正襟危坐”，嘴裡冒出來的是“我不原諒日本人，我要他們認錯”。那些長槍短炮，老人似乎都很熟悉瞭。
拍攝後期，李愛連告訴郭柯，以前來採訪的記者太多太多瞭，可她“沒有講實話”。
“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，我怎麼說得出口。”老人說。
出發以前，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。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，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——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，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。
他很痛心，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，像復讀機一樣，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、“記者想要的料”。
“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，如果遠遠地看，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？”郭柯覺得，“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，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。”
他以前不明白，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。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，讓他發現，老人要活下去，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
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，攝制組遇到瞭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。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，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，時不時探望老人，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。
曾經有一次，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，她以為老人會生氣，可老人竟然笑瞭，“日本人也老瞭，胡子都沒瞭啊。”
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瞭眼淚，“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，可還是對人很好。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。”這個日本姑娘說，“如果我經歷瞭這些事情，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，會恨一輩子，甚至可能自殺。”
郭柯懂老人的選擇。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，送至馬嶺慰安所。3個月後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瞭出來，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。
一回到傢，她就哭瞭，丈夫卻說她“到外面去學壞”。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。丈夫還是過不瞭這坎兒，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後去砍柴。
她喝藥自殺，被救回來。那時，她發現自己懷孕瞭。
老人說，那時候“淚都是往心裡流的。”
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瞭認命，他沒上過學、一生未娶，談瞭6個姑娘，女方就算同意，傢裡人也不會同意。36歲的時候，他決定看一輩子牛。從小到大，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“日本人”，這三個字，“背瞭這一輩子，壞瞭這一輩子”。
如今，這個“日本人”已經70多歲瞭，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傢裡，叫囂著“我要買兇殺瞭你這個日本人”。他說，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瞭，隻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，“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瞭”。
“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，我就喝農藥死掉。”他說。
郭柯很觸動。他很清楚，這些老人隻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，才可以繼續生活。這些苦水往回倒，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。
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，對孫兒笑，對郭柯笑，對野貓也笑。可提起自己的丈夫，她哭瞭。抗戰勝利後，她從慰安所回傢，丈夫告訴她：“從今往後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，是日本人抓你去的，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瞭。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，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，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，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，什麼也不會講，“讓他們走吧”。兒媳勸她，“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，不用不好意思，那不是你的錯。”
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傢鄉的事兒瞭，她不願意回國，“都沒親人瞭”。她說，從慰安所出來以後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樸車順瞭，她開始叫“毛銀梅”。“因為毛主席好，沒有毛主席，就沒有現在的日子，我想跟他一個姓。”
後來，她遇到瞭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，和她恩愛幾十年。老人說，丈夫最愛的，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瞭。
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，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，問題就有瞭底線
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，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。這些經歷過傷痛、戰亂、飢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瞭“七寸”。
攝制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，作為團隊裡的“長輩”，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，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傢人溝通。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，對方告訴她，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。原因很簡單，“如果我說瞭，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瞭”。
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，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瞭錢，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瞭。龍慶著急，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。想來想去，她把錢塞進瞭老人的羽絨服裡，這個口袋放一點，那個口袋裝一些，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，老人年紀大瞭，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。
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，默默地哭瞭。
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，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，嘴裡紅紅的，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。龍慶等人為老人買瞭一把輪椅，老人坐上輪椅後出瞭小屋，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，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，在村子裡轉瞭一圈又一圈。
天黑瞭，龍慶想回去瞭，可老人說，“再轉轉，再轉轉吧。”
郭柯覺得，這一切就像一個圓，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，圓心之外的親人、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。
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瞭五十餘年，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。直到上世紀90年代，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瞭解瞭母親的這層身份。
“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、慰安婦好可憐等等，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。”郭柯很氣憤，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瞭“歷史証據”，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，自始至終，“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”。
“走不出這段歷史的，不是這些老人，是我們自己。台灣商標查詢台中商標申請查詢”他平靜地說。
郭柯用瞭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，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，他的鏡頭就拉遠，飛到瞭天上和窗外，雲靜靜地飄過，雨嘩啦啦地落下。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“一點兒也不好看”。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，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“沒有故事”“沒有層次”“沒有起承轉合”。
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。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裡，22位主角輪番登場，沒有時間軸，鏡頭遠遠的，隻來得及“深情地凝視一眼”。
從拍攝結束到現在，3年過去瞭。這期間，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瞭多少質疑。有投資人撤資，有發行方打退堂鼓，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。
一次，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，業內的編劇評價《二十二》：“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，即便是紀錄片，也需要矛盾和沖突，也需要有情節。”
他們的意見，是否定的。
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，她是外行，不敢發言，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，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。那些矛盾、沖突，其實都有。
在李愛連傢拍攝時，某天，一場大雨突如其來，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。攝制組當即決定，人員清場，隻留下攝像師和龍慶。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。許久，老人小聲問龍慶，門都關好瞭嗎？
得到肯定的答復後，李愛連一邊哭，一邊說起瞭當年的遭遇。70多年前，日本人把她抓去後，餓瞭她三天三夜，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，那年隻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瞭8根，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，嘴卻沒停。
後來，她落下瞭胃病。
老人開始哭泣，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。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，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，“龍老師，可以瞭，停下吧。”
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。 “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，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，問題就有瞭底線。”郭柯說，自己很倔，在市場面前，他也曾自我懷疑過，但從沒想過低頭。
如果這是個錯誤，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
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，大不瞭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，30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。
其實，剪片子時，郭柯也有過掙紮。他那些“導演的臭毛病”時不時冒出來，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“有故事情節、有節奏感”的片子。
但他心裡沒底。他找到瞭知名剪輯師廖慶鬆，對方問他“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？”
“你拍這個片子是為瞭什麼？故事性嗎？”
“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？”
郭柯覺得自己醒瞭，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，“如果這是個錯誤，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”。
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，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瞭3分鐘，卻多瞭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。比如，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瞭一分鐘，沒有任何節奏可言。按過去，鏡頭對準5秒鐘後，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就打算切走瞭，“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瞭，該切個近景什麼的”。
可是這次，郭柯突然覺得，“人的心靈沒有節奏，就這樣放著，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。”
剪輯片子的幾個月裡，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瞭。那個說著“眼淚都往心裡流瞭”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，“世界真好”。
老人說，這世界紅紅火火的，真好，“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”。
在殘破的土房子裡，老人收到瞭攝制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。那是一隻紅色的小猴子，老人和郭柯都屬猴。收到禮物的那天，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，笑著說“真好玩”。
快走瞭，龍慶擔心老人會不舍得，可瘦小的韋紹蘭隻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，表情“非常平靜”。她還給郭柯發瞭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，“過年瞭，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。”年關將至，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，郭柯和攝制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。
拍攝林愛蘭時，曾發生瞭一件小插曲。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。一天，她告訴攝制組，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瞭。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，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。
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。第二天，攝制組幫老人打掃衛生，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裡找到瞭丟失的獎章。老人笑瞭，“就像個少女一樣，特別羞澀，特別不好意思”。
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，還有老人珍藏的“美元”，版型比正常美元大瞭幾號，龍慶笑瞭，她跟老人說，這美元是假的。林愛蘭又笑瞭，臉窩深陷，還躲著鏡頭。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“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”。
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，和喂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瞭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。郭柯說，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《三十二》以來，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，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夥成長。他越來越清楚，“自己該幹什麼瞭”。
也許有一天，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
郭柯眼中該做的事，就是讓《二十二》走進院線，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。
他跑瞭一整年的電影節。他太窮瞭，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，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“最佳紀錄片”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“最佳紀錄片”提名。在電影節現場，郭柯說：“謝謝你們的包容。”
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·米哈爾科夫評價《二十二》：“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。”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“特別推薦獎”頒給瞭它，可是，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。
一年過去，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瞭個遍，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。新的一年，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瞭。
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。他還記得，在一個國際影展上，一位日本記者攜全傢觀看瞭這部片子，他告訴郭柯：“謝謝你拍瞭這樣的片子，沒有一味指責日本，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，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瞭什麼。”
郭柯希望，這是一部任何人看瞭都不會尷尬的片子。“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、指責、說教，你讓人看啥？”他還是那句話，“老人能活到現在，就說明瞭一切。”
電影宣傳海報，是手繪的女孩形象。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。郭柯說，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，不排斥這個題材，不被痛苦、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，能知道“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，更是我們的同胞”。
郭柯說，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，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。
跑電影節時，他看到，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瞭logo，印在手機殼、相冊和帽子上，並進行義賣，收益都捐給老人。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，呼籲更多人關註這一群體。
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，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。可去年，上海“海乃傢”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，他從電視裡看到，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，“（慰安婦）不是很光彩，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，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。”
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：“你在學校裡放瞭這樣一棟房子，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？”
這部電影的推進，還在繼續。台中商標註冊類別
去年，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，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，大半年過去，100餘萬元被湊齊，31850個名字留在瞭紀錄片的片尾。
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，“要放10分多鐘”。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鐘，漆黑的銀幕上，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。
片尾曲輕輕放著，“日頭出來點點紅，照進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，隻愁命短不愁窮。天上下雨路又滑，自己跌倒自己爬。自己憂愁自己解，自流眼淚自抹幹 ……”
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瞭大半年的時間，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。
《三十二》正式進軍一傢視頻網站，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、娶不瞭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，視頻彈出瞭鋪天蓋地的彈幕：“你是中國人。”
林愛蘭悄悄去世瞭。攝制組趕赴海南，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，將老人的遺物收好，寄給上海的中國“慰安婦”歷史博物館。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瞭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，傢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瞭款。
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瞭。她對龍慶說，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瞭，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，無論如何要請攝制組的人一起吃飯，“我管飯，你們一定要來”。
“日本人”羅善學養瞭隻可愛的小貓。冬天生著火，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，龍慶覺得“他不再隻一個人躲在牆角瞭，眼裡都是溫柔”。
但告別，終將是關鍵詞。毛銀梅老人走瞭，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、消失。
李愛連的腳、手、喉嚨一個接一個地“失靈”，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，整日躺在炕上。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，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，說“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，能不能來看看我”。
兒媳告訴老人，郭導很忙。“他在忙什麼呀？”老人還是不死心。
“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。”兒媳眼色和緩。
第二天，李愛連似乎忘記瞭昨天的對話，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，隻是，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瞭，總有一口痰卡著，說著說著就沒瞭力氣，隻聽得見微弱的氣聲。
龍慶的手機內存早就不夠瞭，她拍瞭“數都數不清”的照片，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。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，3年後的今天，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瞭9。
每當一位老人離世，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，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。可最近這些日子，老人走得太快瞭，他甚至來不及加框。
他說，也許有一天，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，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，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，彷佛這些年，她們從沒有離開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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